1935年11月12日,张国焘收到了一条好消息,南下红军成功攻克芦山。
打到芦山、天全这一带,就意味着南下红军已经站在了川西平原的大门口,只要推开百丈关这道大门,再打通名山、邛崃县,红军便能直插川军的政治心脏——成都。
在所有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认知里,川军是一支很好打的队伍,一触即溃,一打就散,南下的这一个月来,红军迅速占领了邛崃山以西、大渡河以东、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之川康边广大地区,毙、俘敌10000余人。
在如此短的时间里,取得了如此大的战果,足以证明川军依旧不堪一击。
至此,四方面军上下都沉浸在一种即将胜利的兴奋中,甚至很多战士都在讨论到了成都后要干什么了。相比之下,朱老总和刘伯承这两位跟老蒋打过很深交道的一方面军老人,对南下红军进攻川西平原的前景并不乐观。
刘伯承提醒张国焘,百丈关一带基本都是小丘陵,地势开阔,一眼望去也就挖断山这座小山可以据守,这样的地形适合大兵团作战,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,而对擅于游击战的红军来说,在这样的地形和十倍于己的敌人作战,极为不利。
尽管张国焘不擅于军事,但他对百丈关一带的地形还是清楚的,也知道这一战对红军不利,可张国焘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了,他必须趁势追击,一鼓作气打下川西平原,这样他才能取得政治上的优势,再则,马上就要到冬天了,经历过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的红军,也需要一个物资充足的后方恢复元气。
不需再谈,张国焘铁了心要打出百丈关,跟川军在川西平原决一死战。
这一打就再无回头路。
1935年11月13日,南下红军中纵队全部及右纵队第4军集中15个团的兵力,由五家口向朱家场、太和场之敌发起攻击,14日占领该地,击溃敌暂编第2师两个团。
见红军来势汹汹,川军的神经都紧绷起来了,他们预感到这次恐怕糊弄不过去了,红军的架势是要跟川军分个生死。在这种压力之下,原本一盘散沙的川军,竟开始主动抱团了。
兔子急了都会咬人,更何况是人。
面对红军的凶猛攻势,刘湘和老蒋都很紧张,急忙调兵阻截南下的红军。刘湘将自己手下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和范绍增部调到了名山、百丈前线,其他四川军阀也各自将战力最强的部队调到了前线,在百丈关一带,川军聚集了80个团,总兵力达到20万。
老蒋也没有闲着,一方面他也害怕红军真的占据了川西平原,所以着急调薛岳部队来援,还派出了部分空军到前线援助川军,另一方面,红军跟川军大打出手,老蒋的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入川了,
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老蒋自然不会错过,而这时的刘湘也不再找任何理由阻拦中央军入川了,为了阻止红军抢占川西平原,他已将王缵绪、唐式遵等部以及李家钰部7个军、3个独立师共85个团、9个独立营都调往了前线,手中已无力量防守成都,只能拜托老蒋帮忙。
红军要攻占川西平原的战略目标,等同于在军事、政治上消灭刘湘,这是生死大仇,而且张国焘占领川西平原的这一军事目标,触动了四川各大实力军阀的根本利益,因而促使他们调动了几乎所有的主力部队去打“百丈关战役”。
教员说过:“只要有战争,就有战争的全局。”
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各阶段性质的,都是战争的的全局。从全局来看,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,不仅要为摆脱革命低潮做努力,更要为迎接革命的高潮做准备。
在低潮时就为高潮做准备,这就决定了,当下的红军必定会吃更多苦,接受更多挑战,可从全局来看,这个苦是必须要吃的,这个挑战也是必须要打破的,但张国焘认为这太难了,还是南下更安逸。(道理都是相通的,很多人都想成功,却又不肯在当下多吃点苦提升自己,等未来变成了当下,则又会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或当初不努力)
张国焘南下的抉择,首先有悖于中国革命全局的利益,是反其道而行。其次,张国焘南下的军事策略也没有照顾到南下战争的全局,他如此急迫的要打下川西平原,给予了四川军阀极大的压力,迫使他们抱团,倒逼他们向老蒋靠拢。
实际上,当刘湘接到老蒋的“剿匪”命令时,他是打算是与自己利益“无直接冲突时保存实力”,故此,刘湘从川西北到川西南千余里战线上的部署都是以防堵为主。
刘湘曾指示:“天全、芦山防御目的,在于拒止南下红军于天、芦、宝西北山岳地带,包围川西平原,胜利不要远追,失败可以适当转移阵地,保存实力。”
然而该配合刘湘演戏的张国焘却视而不见,打下了天全,就迫不及待要去百丈关。(教员指挥四渡赤水战役时将老蒋耍得团团转,敌人根本搞不清红军的真实意图,再看看张国焘,目的性太明显了,没有战场之外和政治层面的考量,缺乏战略眼光。)
川军都是有家有业的,谁想死拼啊,但张国焘却逼着他们死拼。
被逼急的刘湘亲自发布了《告剿共官兵书》,对全体川军下了死命令,临阵退缩、谎报军情、作战不力者,一律就地正法。从师长一直到排长,谁敢违抗命令,就由上级指挥亲自枪毙。
大棒和胡萝卜一个都不能少,逃跑要枪毙,坚守阵地者也有重赏。
刘湘让杨德纯带着军需处的各小组,分赴战场各处,先将川军11月份的军饷足额发放完,再给一线官兵真金白银的奖赏,然后再安排手枪队监督。一套流程下来,川军一改往前一打就散的毛病,战斗力飙升。
此命令一下,全体川军都成了敢死队。
11月16日,川军做了调整后,南下红军立马发现川军比以前难缠多了。
见川军抵抗如此卖力,红军也越发勇猛起来,16日,红军成功占领百丈镇,并相继占领了黑竹、王店子,大军锋芒直逼成都。
而这个时候,刘湘调到前线的主力部队发挥了作用,抵挡住了红军进攻的脚步,到了11月19日时,刘湘调集的部队也集结差不多了,拂晓时,川军十个旅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,由北、东、南三面向红军突出于百丈地区10余里长的弧形阵地反扑。
川军的反扑来的又狠又快,此时的红军物资极度缺乏,缺衣少食,天气也逐渐转冷,而敌人的飞机破坏力又极大,一个俯冲就有众多战士倒在血泊中。刘伯承的警告应验了,在这样的地形下作战,对红军极为不利,损伤惨重。
但没有一个四方面军的战士后退,他们忍着疲劳寒冷,在山谷中,在烂田上,在松林里与敌人厮杀,手臂被炸断了,就用嘴咬着手榴弹,跟敌人同归于尽,子弹打完了,就抄起刺刀冲上前跟敌人搏斗。
四方面军的战士或许缺少一些政治历练,比较年轻冲动,做事比较偏激,但在战场上,他们每一个都是如此的勇敢,都是愿意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好同志。
百丈关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仅次于湘江血战的恶战。
经过十几个昼夜的奋战后,红军主力受挫,主阵地丢失,被迫于21日撤出百丈。百丈战役后,南下红军全军于当月撤至天全、芦山、宝兴三县休整并准备过冬。
百丈关一战,四方面军损失惨重,伤亡万人以上,战斗力锐减,再无余力执行南下战略。
已到冬天,四方面军的过冬衣物和钱粮都准备不足,百丈关一战后,红军和川军都损失惨重,张国焘准备在天全、芦山、宝兴一带做好群众工作,然后修整几月,重新再跟川军决一死战。
想法不错,但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站在张国焘这一边。
1935年的四川冬天,出奇的冷,以前只需稍厚一点的衣服就能过冬,结果这一年的冬天不仅冷,还下了几十年不遇的大雪,天寒地冻,红军非战斗减员大增。
天全、芦山、宝兴这一带的住户也不多,资源和人口撑不住张国焘的数万大军。这样以来,张国焘修整几月再战百丈关的愿望就破灭了,兵源不足,粮食不够,棉衣紧缺,样样致命。
还有更致命的,当红军和川军拼得差不多了之后,蒋某人下山了。
蒋中正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,我们可以从家国大义的角度来批判他,但不能在手段和能力上小瞧了他。
乱世出豪杰,也出枭雄。
1931年9月18日,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,以武力侵占了东北,民族危难之际,老蒋不去东北抗日,却提出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口号,放着日本人不管,反而组织大军围剿江西苏区,干起了手足相残的事。
为将一方,守土有责,老蒋这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去守国门,反过来打同胞的行为,自然是要受到谴责的,但必须得承认,老蒋很懂政治,他明白谁对他的威胁最大。
老蒋的政治手段极高,“攘外必先内”的方针之下藏着“一箭双雕” 的计谋,一方面老蒋可以用这个方针扼杀打击革命力量,另一方面老蒋还可以在追击红军的同时,削弱地方军阀的实力,并合理合情的将中央军的力量渗透进这些不受他管辖的地区。
这次,老蒋都不用威逼利诱,刘湘就主动开口邀请中央军进入四川一起对付红军了。
百丈关一战,红军退到天全、芦山、宝兴一带后,老蒋命令自己的嫡系部队薛岳带着6个师将近10万人马,从贵州赶赴川西,代替川军担任对抗红军的主力,刘湘心里虽然不爽,但残酷的现实又让他不得不欢迎薛岳大军的到来。
老蒋不仅将薛岳派来了,连顾祝同、贺国光这些国军大员,都被派到百丈关前线担任参谋,同时老蒋还弄了一大批国军骨干军官来改造川军,缩减了川军编制,精简了部队,还配备了更多更好的装备,川军的战斗力又提升了一大截。
对于南下红军来说,仅凭几万人防守上百里的战线,本就很吃力了,现在敌军的主力部队又换成了老蒋嫡系,而薛岳这些人都有极为丰富的跟红军作战的经验,极难对付。
张国焘现在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,对于北上红军来说,腊子口一战是关键,如果拿不下天险腊子口,那北上红军的处境就将变得极为艰难,而对于南下红军来说,百丈关一战也是如此,打赢了,那就打到成都吃大米,打败了那就是北上不好上,南下下不去。
何以至此?
如果张国焘不搞分裂,服从中央决议,两支红军又怎么会面对如此险境,又怎么会枉死这么多革命战士?
人要是犯了错,走上了歧途,回头时,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才行,不然走的也不踏实。
1935年12月下旬,薛岳部队集结完毕,按照既定计划,向荥经方向进攻,许世友要用三个团去防守,但陈昌浩判断出错,他认为薛岳不会一下子就扑上来,兵力不会太多,就放了一个团在峡口处据守。
结果薛岳直接甩上来九个团的兵力,负责防守峡口的整个35团都打光了,团长、政委死战不退,壮烈牺牲。
在薛岳大军的进攻下,红军已现颓势,刘湘也没有闲着,跟着薛岳的部队打到了宝兴县境内,红军三百里防线,处处告急。历经三个月的血战,没有后援得不到补充的红军,不得不撤退了,如果再打下去,南下红军早晚被这个血肉磨盘吃光抹尽。
1936年初,张国焘在芦山任家坝召开红军总部会议,他自己也承认,经历百丈关战役和三个月的攻防战后,红军很难再与敌人周旋了,并制定了迅速向西增进,取得炉霍、康定一带地区,以图后世。
1936年2月15日,南下红军离开天全、芦山、宝兴,再次翻过夹金山,经过懋功,向西进发。
如果说1935年9月是教员的“至暗时刻”,那1936年2月就是张国焘的坠崖时刻。
但这远称不上结束,甚至只是开始,这既是张国焘的开始,也是红军的开始。
南下红军失利,红军战力受损,教员一直极力避免的事,终归还是发生了,这对于红军意味着什么?对于革命又意味着什么?张国焘的归途又在哪里?
难熬的冬天已经过去,可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。




